第670章后晋初期的内忧外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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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校侯益合兵一处，率军猛攻张从宾叛军。两军激战数日，晋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叛军节节败退、无力抵抗，数万叛军被斩杀、俘虏殆尽，主力彻底覆灭。张从宾兵败势穷、走投无路，仓皇之间渡河逃亡，最终溺水身亡，东都叛乱主力就此彻底平定，汴州之围随之解除，京师危局彻底化解。
    十一月，安州叛乱隐患悄然滋生。安州节度使李金全麾下左都押衙胡汉筠，为人贪婪狡诈、暴虐无道，在任期间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声名狼藉，朝野上下对其非议颇多、怨声载道。石敬瑭顾及李金全藩镇颜面，不愿因其属官恶行引发藩镇不满、激化君臣矛盾，遂下旨征召胡汉筠入朝，准备改授闲散官职、调离安州，平息舆论。胡汉筠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恶迹累累，一旦入朝必遭惩处、性命难保，心中极度惶恐。为求自保，他极力挑拨离间、蛊惑李金全，刻意夸大朝廷猜忌之心，谎称石敬瑭早已忌惮安州兵权、意图削藩诛将，逼迫李金全起兵反晋、割据自保。李金全本就对朝廷心存疑虑、暗藏异志，经胡汉筠日夜蛊惑，遂心生叛意，安州叛乱的祸根就此埋下。
    天福三年（938年），后晋朝廷逐步整顿朝政、修订典制，试图在战乱之中恢复王朝秩序。
    六月，因天下历经战乱、科举人才损耗严重，且朝廷官职员额紧缺、空缺有限，不足以安置新晋士子，后晋朝廷下诏暂停本年度贡举，暂缓科举取士，精简朝政开支、稳定官吏体系。
    七月，石敬瑭下诏命薛融、吕琦等文臣牵头，组织朝臣详勘梳理后唐明宗一朝遗留的法令、敕令、典章制度，删繁就简、去冗存精、规整修订，为后晋制定专属律法典制，完善王朝法治体系。
    九月，困守魏州孤城一年有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范延光，眼见大势已去、叛乱无望，彻底丧失抵抗底气，派遣使者赴汴州请降，归降后晋朝廷。持续经年的魏博藩镇叛乱就此落幕，河北之地重归朝廷掌控。
    十月，石敬瑭下诏大改天下州县建制、调整京畿格局：正式升汴州为东京，设立开封府，定为国都；将开封、浚仪两县定为京畿赤县，其余附属州县尽数划为畿县，确立开封的京师地位。同时降原东都洛阳为西京，保留京畿规制；将原西京长安改为晋昌军，原西京留守官职改为节度观察使，依旧保留京兆府建制，且位列天下七府之首，尊崇其关中重镇地位，彻底确立了后晋汴州定都、两京并存的政治格局。
    天福四年（939年），后晋朝政持续修缮，同时整肃军纪、抚恤忠良、赈灾安民，试图挽回民心、稳固统治。
    三月，供奉官齐延祚恃宠妄为、擅权乱法，公然伪造圣旨，擅自诛杀已经归降朝廷、戴罪待命的灵州守将王彦忠，肆意擅杀降将、败坏朝纲军纪。石敬瑭查明全部实情后，震怒不已，为严肃法度、杜绝矫诏乱政之风，当即下旨处死齐延祚；同时感念王彦忠归朝之心、惋惜其无辜惨死，下诏为其追赠官爵、予以抚恤，安抚边关将士之心。
    四月，石敬瑭复盘五代以来中枢官制利弊，下诏裁撤枢密院，废除枢密使专权制度，将枢密院官印移交中书省，原本由枢密院独掌的军政大权，尽数拆分由各位宰相分掌，实现中枢权力制衡，避免权臣专权乱政。
    六月，朝廷再次下诏暂停礼部贡举，集中财力物力用于民生恢复、边防建设与战后安置。
    七月，历经数年修订、数次勘改的《天福编敕》正式定稿成书，全书共计三十一卷，成为后晋王朝治国理政、司法断案的核心律法依据，完善了王朝法制体系。
    八月，黄河流域遭遇水患灾害，河水暴涨，在博平一带决口泛滥，淹没沿岸农田、村落，百姓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同月，司天监修订历法，新编《调元历》定稿推行，取代旧有历法，规范天下时序农时。
    十二月，东京汴州及周边州县遭遇特大暴雪灾害，严寒刺骨、积雪封城，百姓缺衣少粮、燃料匮乏，无数贫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石敬瑭下诏开仓赈灾，向东京军民免费发放粮食、柴薪燃料，救济受灾百姓，缓解寒冬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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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0章 后晋初期的内忧外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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