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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里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从早响到晚，粮铺的伙计扛着米袋在人群中穿梭吆喝。
墨平站在街边，目光从那些琳琅满目的货品上，缓慢仔细地扫过——不同产地不同成色的粟米、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布匹、不同工艺不同尺寸的铁器。他在一个卖农具的摊位前停下脚步，低头看着那些摆在地摊上的锄头、镰刀、犁铧，看了很久很久。
陆悬鱼向那摊主拱了拱手，拿起一把锄头递给墨平。墨平将锄头握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这把锄头的锄刃，比他在理想国中规定所有铁匠必须打的那把标准锄头更宽更薄，锄柄也不是同样的长度和粗细，而是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不同人的身高臂长，做了好几种规格。摊主是个粗壮的汉子，咧嘴笑着解释道，不同的人用不同的锄头，他自己也打了好些年锄头了，手熟。
墨平将锄头轻轻放回摊位上，指着另一把锄刃更窄更厚的锄头，问那是做什么用的。摊主说那是开山锄，用来在石头地里挖沟的，刃厚不容易崩口，邢台那边的矿上专门订的。墨平沉默了一会儿，又指着摊位上那些不同规格的镰刀、犁铧、铁锹，一一询问每一种工具的用途和适用场景。
摊主一一作答，说到最后忍不住笑了——这些工具都是他这些年自己琢磨出来的，以前给阀门当铁匠时，打的永远是同一种锄头同一种镰刀，新商法推行之后他自己开了铺子，谁要什么他便打什么，打着打着便打出了这么多种花样，手艺也跟着涨了价，去年商会评技艺标兵时他还拿了头名。
接下来去的是城外的一片农田。均田令推行后，新分给流民的田地已经种了好几季庄稼，粟秆在八月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饱满厚实的金黄色，沉甸甸的穗子压得粟秆微微弯了腰。一个老农正蹲在田埂上拔草，看到陆悬鱼便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拱手行礼喊了声“陆大人”。陆悬鱼将他扶起来，问他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农指着身后那片粟田，嗓门洪亮自豪。他说他以前是崔氏的佃农，种了大半辈子地，打下来的粮食大半交了地租，自己一家老小靠剩下的四成勉强糊口，遇到灾年便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均田令之后他分到好几亩地，去年秋收打了若干石粮，交完赋税之后还剩大半，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余粮，今年过年时全家吃了顿饺子。
他还说他去年冬天参加了官府组织的水利工程，每天有工钱，按日结算，他用攒下来的工钱买了一头牛，春耕时省了好大力气。他说这些话说得极快极兴奋，说到最后嗓门都有些哑了，用手背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笑的时候露出嘴里缺了好几颗牙的空洞。
最后去的是城东新设的学堂。学堂不大，几间青砖瓦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新移栽的小枣树，树干上还绑着防风的木架。周浚在推行均田令的同时，便在各村设立了免费学堂，凡分到田地的流民子女均可免费入学，课本和笔墨纸砚由官府统一发放。
墨平站在学堂窗外往里看——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正端坐在木桌前，有的在描红，有的在背诵。教书先生是个年轻的太学毕业生，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用一根竹制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那些孩子和他理想国学堂里那些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孩子背得极流利，昂首挺胸；有的背得磕磕巴巴，急得直抓头发。先生一个个点评，背得好的便夸奖几句，背得不好的便让他回去再读几遍，明天重新背。
墨平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先生在夸奖一个背得极好的孩子时，另一个孩子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羡慕和不服气，咬着嘴唇盯着手中的课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用力翻到下一页，嘴里嘟囔了几句话。那大概是在给自己鼓劲。
参观完学堂出来，夕阳已将邺城的城墙染成一片深浓温暖的橘红色。墨平沿着南市的主街缓缓往回走，经过刘铁匠的铺子时又停了下来。刘铁匠正在收工，他将最后一把刚打好的菜刀从淬火槽里夹出来，刀刃上还冒着急促的白汽。
他将菜刀举到眼前看了又看，用手指在刀刃上轻缓地刮了一下，然后满意地点点头，将菜刀小心地放在铺子门口展示架上最显眼的位置。那展示架上摆着他铺子里所有最得意的作品——不同尺寸不同用途的菜刀、锄头、镰刀、剪刀，每一把上都刻着他自己的名号。
“刘铁匠的手艺比别的铁匠好，他打的菜刀比别人贵。那些买他菜刀的人，也都心甘情愿多付银钱——因为他打的菜刀确实更耐用更锋利，多付的银钱是用更精湛的手艺换来的。这便是多劳多得。”
陆悬鱼指着那些刻着名号的菜刀说。
墨平站在铁匠铺门口，看着刘铁匠收工时脸上那种满足自豪的微笑。他想起自己理想国里，那个打了一辈子同样锄头的铁匠——他的动作和刘铁匠一样熟练精准，但他打完锄头之后，从来不会把锄头举起来看一看，从来不会用手指在锄刃上刮一下，从来不会在自己打的锄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