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路权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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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在第二轮就起身了。
    “阿爸，”他说，“您今天不该拍桌子的。”
    张振勋靠在椅背上，看着平静的海面。“我没拍桌子。”
    “您拍了。”
    “我站起来的时候，手是垂着的。那叫拒绝，不叫拍桌子。”
    张彬郎沉默了一会儿，把那份副本搁在桌板上。
    “阿爸，”他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以前。”张振勋重新靠回椅背。“以前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忍。可现在我手上有烟台那片藤，有那座酒窖，有修过半截的铁路，有做出来的酒和种出来的葡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看着长出来的。再让我在那些条款前面低头，我低不下去了。”
    他停了一下，伸手拍了拍张彬郎搁在桌上的手背。“你们这一代人，可以不用再像我们这样低着头上谈判桌了。”
    张彬郎沉默了一会，“阿爸，那份协议，您不签是对的。回到烟台之后，湖广铁路的资金缺口，我来想办法。“
    张振勋挑了挑眉。那两条眉毛已经花白了，可挑眉的幅度还和年青时一样，带一点意外，一点审视，和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藏在嘴角最深处的东西——那是笑意的最初形态。
    “你？“
    “我。“张彬郎把那份副本收进自己的外套内袋里，拍了拍口袋的位置。华俄道胜那边我有旧识，门路我熟。贷款的事情可以找他们商议。
    “裕和号“继续向西北航行。船艏劈开深灰绿色的海水，浪花在船身两侧翻卷成两排白色的翅膀。张振勋和张彬郎父子二人靠在栏杆边上站着，不约而同的看着烟台的方向，沉默不语。
    民国三年春，北京。
    第二次全国铁路会议在六国饭店召开。张振勋作为粤汉铁路督办代表参会。大厅里坐满了人——穿西装的铁路专家、穿制服的政府官员、穿长袍的各地代表、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顾问坐在角落里，面前的记事本摊开着。会议的议题是“全国铁路干线五年计划”，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真正的议题只有一个字：“钱”。
    民国初立，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孙中山曾提出“十年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计划，也坦言“惟有欢迎外债，不能反对外债“。可借款的代价是什么，每一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晚清三十年，外债修筑的铁路为中国带来了铁轨，也带来了洋人坐镇的调度室、稽核处和采购部。那些趴在借款合同上吸血的外国银行团，从利息、回扣和购料佣金中赚得盆满钵满，把中国铁路的脊梁一点点抽空。如今民国了，那些旧合同上的条款还没擦干净，新的又来敲门了。
    会议开到第三天下午，争论进入了白热化。交通部的代表提出一个方案，将京汉、津浦、沪宁三条干线的部分路权抵押给四国银行团，以此换取一笔巨额贷款，用于启动粤汉和陇海两线的续建工程。方案念完之后，大厅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鼓掌，有人交头接耳，有人低头翻看文件。
    张振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反对。”
    他的声音不高，可在安静了半刻的大厅里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每一个角落。所有人的目光聚过来，落在那件深灰色长衫和白了一半的头发上。
    “抵押路权给外国银行团——这笔钱借来之后，还的是利息，赔的是主权。”他没有看稿子，目光缓缓扫过大厅里坐着的一张张面孔，有的他认识，在南京的办公室里一起看过图纸；有的他不认识，可那些面孔上的表情此刻是一致的——一种介于紧张和期待之间的、被什么更重要的东西牵住了所有注意力而暂时忽略了其他的一切的表情。
    “路修好了是给中国人走的，矿挖出来了是给中国人用的。如果修路挖矿的钱是从外国银行借的，路权和矿权一半捏在别人手里——那这条路跟一条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子，有什么区别？”
    “张先生，”前排有人站起来，是交通部的一位官员，脸上带着笑，可那笑很薄，“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懂。可问题是——没有这笔钱，粤汉南段明年就要停工。沿线八千多个工人等着发饷，铁轨和枕木堆在码头上没人运。您有更好的办法吗？”
    张振勋看着他。“有。”
    他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展开来，那是一张单页的纸，上面印着一列姓名和数额。“我以张裕酒厂股份及南洋各埠船务产业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及中国银行联合贷款。这笔款子专用于粤汉南段工程，利息比四国银行团低两厘，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所有路权归属中方，不附加任何监督条款。”
    他看着那位官员，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可更沉了，像一块被反复晒过的石头正在缓缓地翻过自己的背面。“这里有十五位南洋华侨的联合担保签名。我们替国家垫这笔钱。不用抵押一寸路权。”
    大厅里再次安静了。这一次的安静跟方才不同——更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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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路权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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