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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自己的是全国最高组织，其他组织都要算分会，受她的领导和管理。
两个姐姐了解小妹喜欢发号施令的个性，她们经过与何香凝及其他理事的商议，把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两个姐姐爽快地让贤了。这倒把小美给激动坏了。她连忙给二姐打去了一个电话，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感激二姐的胸怀坦荡无私。
此时宋美龄的生活重心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上。“妇指会”慰劳组在宋美龄的号召下发起筹募棉衣运动，拨用专款购买衣料，派服务队队员在正金银行组织新生活妇女工作团，集体赶制棉背心1万件。宋美龄对于棉衣运动十分关注，经常到现场视察工作，并亲自裁剪、缝制棉衣。最后总计捐助了棉背心多达2000件。“妇指会”还派人到各家各户去征募棉衣，当征募人员满载而归时，宋美龄召集这些人员开了一个慰劳性质的同乐会，她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多妇女动员起来，是我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今天的成绩加强了大家的信心，接着好好干吧！”
当“妇指会”转移到重庆后，她身先士卒，指挥转移和安顿战时孤儿，不眠不休，把五千多名孩子送到安全地带，开办孤儿院。她还定期给孩子送去食物和用品，看望孩子。她把自己所有的母爱全部倾注到这些孤苦贫困的孩子身上。
这个“愣大胆”依旧延续着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她从来就不肯安静地待在防空洞里，或者是躲避到安全的府邸里办公。有一次，小美和几个秘书在防空洞里“躲警报”，在场还有外国的记者。小美不断跑到洞口，看日本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突然，洞里的电话响了。秘书跑过去接，发现是蒋介石从城里打电话查看他的妻子有没有乖乖地留在洞里。他知道小美经常会冒险离开潮湿的防空洞，返回到地面的房屋中去，或者是不带警卫就跑到城里去。他不愿“愣大胆”再遇到危险。
上海抗战爆发后，三姐妹更加忙碌了。宋庆龄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宋美龄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抗日情况，争取国际力量更多的支持和协助；宋霭龄大开金库，主动领着妇慰会的理事们购买国民党的救国公债，她还少见地登上了演讲的主席台，在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上，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敦促她们与本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她们姐妹三个就是中国女性面向世界的名片，用她们理性的思考、感性的呼吁、流畅的英语、热烈的爱国心，紧紧拉着手，走在抗日最前线。
但是这晚来的团结阻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随着上海的沦陷，三姐妹先后都迁居香港。不过在香港她们也没有停止慈善的脚步。
宋家三姐妹——民国时的“中国首善”
三姐妹到达香港后，很快就各有作为。
宋庆龄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保盟通讯》。
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并且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特别是向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的援助。因为许多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国民政府，却得不到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他们急需支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管理人，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国外记者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还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建在延安窑洞中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洛杉矶华人捐款设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培养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对它们的援助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也是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
而宋霭龄则把她的一片爱心洒向了国民党的伤兵。在前线伤员的提议下，全国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孔祥熙任理事长，宋霭龄自然也就出任理事，兼任香港的“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有了财神爷和财神娘娘坐镇，每个伤员出院或退任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1940年，宋霭龄参与全国“伤兵之友总社”发起的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个活动在4月21日结束，全国共征集伤兵之友70万人，捐款133万余元。
宋霭龄还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建立“工会”上。“工会”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1937年11月，美国友人斯诺夫妇从解放区参观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星一聚餐会”，会上斯诺提出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