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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服用晒干的蝎子，才使红肿斑点从身上消失，而且痒也减轻了。
1973年5月，宋庆龄又患了胃病，而且神经性皮肤炎再次复发，“脸部肿起，从手至脚，全身长满红色脓疮，痛苦万分”。她在1974年10月给薛穆夫人的信中写道：“真是祸不单行，在一年期间我滑倒和摔伤背部三次，虽没有骨折，但我的背和腰感觉疼痛。”
病重的宋庆龄对妹妹的思念日益弥深。她卧病在床，无法执笔，只能让廖承志代她写了一封给美龄的家信，让陈香梅为她带到美国。
陈香梅一直把信送到了宋美龄的贴身服务人员手上，然后坐在楼下大厅里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陈香梅不停地看表。大概两个小时后，服务人员才从楼上下来，捎来宋美龄的口信：“夫人说，信收到了。”然后服务人员便礼貌地送客，陈香梅自始至终没见到宋美龄一面。
到1981年，宋庆龄病重。为了圆她的团圆梦，工作人员又想办法和宋美龄取得联系。几日后，小美回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这明显是一个敷衍的回答。
宋庆龄病重的消息传开，她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孙科的两个亲生子女）、孙女婿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到她的病榻前。宋庆龄仿佛依然是那个细语轻声、外表温柔和顺的民国淑女，把她那段倔强固执的传奇留在了历史的风声中，让后人去猜想、去传说。
5月29日晚20时18分，宋庆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文革”后，她重新修缮了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像过去那样在父母身边备下了六个墓穴。这是为宋家的六个兄弟姐妹准备的，是家人之间无声的约定。但是最终只有她和陪伴了她半辈子的贴身保姆李燕娥葬在了宋家的公墓里。
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女士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念到这样的悼词：“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先生北上路过天津，我站在欢迎的行列中，看到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中山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为了完成她的遗愿，治丧委员会给宋美龄发去了电报，请她回来参加葬礼。但是电报一去，就杳无音信。